李敦白
我在宣化店第一次见到周总理，那时都叫他周副主席。我对他的外表的印象，最突出的就是帅，英气逼人，目光敏锐，看上去精力充沛，一望即知不是常人。他个子不算很高，中等个吧，眉毛特别重，络腮胡子，刮不胜刮，脸上常常露出青灰色的胡茬。周副主席和代表国民党的王天鸣将军以及代表美方的白鲁德将军带着大批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宣化店视察调查，当天晚上开欢迎会，我就在那个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他。我和我的翻译骆叔平坐在最后一排——实际上我的中文水平并不需要翻译。三方都发了言，李先念揭露国民党部队对宣化店的包围攻击，王天鸣说，新四军是我们的兄弟部队，我们不可能跟你们闹摩擦，更不可能围攻你们，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讲得很诚恳。周恩来马上接口，表示非常欢迎王将军的态度，而且说，王将军的话以后能不能兑现，请在座的每一位作见证。他非常敏锐，立即抓住了机会。
散会以后，走回招待所的路上，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碰到李先念提着灯笼送周恩来回宿舍。李先念介绍我们认识。周恩来跟我握了握手，没有一句客套，直接就说：“我们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注意你，我讲话之后你拼命鼓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讲话后你坐在那儿不动，这样不行，他们会注意你，你回上海以后会有麻烦。”所以，我跟周总理第一次见面，就挨了一顿批评，但是受他的批评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他丝毫没有居高临下、教训人的姿态，完全是从保护你、关心你的角度出发，让人心悦诚服。周恩来与人沟通的能力真是无与伦比。我心想，奇怪，第一，我坐在最后，会场又很暗，他怎么会看到我，而且注意到我的动作？第二，他身处这么重要的场合，应该高度紧张，怎么会留心别的事情？我记得跟他提了一句我想去延安，他说，等我回到南京再说吧。
延安时期，我跟周恩来有一次特别重要的接触。大概是1947年初，有一天小廖（廖承志）来找我，说周副主席叫你马上去，你骑我的马吧。小廖有个小红马，特别棒，可它欺侮我，拼命跑，怎么也勒不住，我只好强逼它跑向一个很陡的山坡，它不得不停下来。我下了马，再不敢骑，牵着它走。结果，到杨家岭周副主席窑洞时，斯特朗已经开始跟他交谈。我的角色是翻译，既然他们已经开始谈，周就让我坐在旁边做他的“活词典”，他表达不出来的时候给他供词。他的英文不算很好，欠流畅，但这个人特别聪明，选词很准，能够运用并不丰富的词汇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只有几次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向我要词，或者求证。那个时候，我对周已经有所了解，所以对此倒也没有觉得很特别。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同时，他还在处理另外两件事情。他的窑洞是一个大房间，左边是小超大姐坐着给国际妇联写信，他们的养女孙维世则走来走去思考着一个什么演出，一会儿邓问他写信的措辞，一会儿孙走来问他某个场景如何处理，周有条不紊，一丝不乱，好像他的脑子可以同时处理许多件事情。我很感慨这真是一个组织天才。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新华社有一个记者叫胡懋德。他发了一篇文章，说美军一年之内在上海犯了三千八百项兽行。起因是此前有一篇报道，说某月驻上海美军犯了多少项暴行，他把这个数字乘上十二，又将“暴行”上升为“兽行”。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是一家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英文周报，对中共态度友好，连它都公开叫板，说请新华社把三千八百项兽行的清单列出来，我们全文发表。有一天我正在廖承志的窑洞，毛主席给他打来电话，我都听得到话筒中传出来的湖南腔：“你们是中央社吗？你们是《中央日报》吗？你们怎么造谣了？新华社不造谣，中央社才造谣。”第二天，周恩来就到了清凉山，集合全体党员讲话，讲了一整天，但没让我参加。新华社党员的比例很高，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左右，只有少数人不是党员。会后给我传达了周恩来讲话的内容。周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他反复强调，新华社要讲真话，千万不能造谣，不能主观臆想，不能为了打动读者而捏造新闻。周还跟他们讲，他在南京、上海的时候，做民主党派的工作非常辛苦，跟他们讲形势讲前途，好不容易讲通了，过几天又忘了，得重新来过。之所以能讲通，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报道的准确可信。所以，捏造或任意扭曲新闻，所起的是坏作用而不是好作用，影响很坏。新华社曾长期保持讲真话的传统。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大概是1960年或者1961年，“大跃进”刚过去的进侯，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专稿，写得很零散，主题不鲜明，我就在前面加了一个导语，大意是说：在新中国，与过去的灾荒年头不同，生活虽然艰苦，但不会饿死人了。审稿的副局长把这段导语划掉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说的不够真实，下面许多地方饥荒很严重。”我当时确实不知道饿死大量人口的惨事。
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无人能及。他很喜欢跳舞，每周舞会一般都参加，邓大姐心脏不好，很少参加。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外事活动，周总理请我参加。1960年斯诺来北京，周总理办了一个小宴会欢迎他，只有两桌人。乔冠华与我同桌，他站起来祝酒，说了这样一段话：唐明照表面上是个中国人，实际上是个美国特务；李敦白表面上是个美国人，实际上是个中国特务。当然他是开玩笑。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访华时，所有活动都请我参加了。老挝共产党的总书记来访，周总理请我参加，就我们三个人一起谈话。他请我参加的目的，是想表示，不要搞民族主义，应该以阶级划分敌友，就好比我是一个美国人，但却是自己的同志。
1965年底，斯特朗80寿诞，因为毛主席在上海，我们从北京乘专机去上海庆祝，中午毛主席宴请，晚上周总理请我们，他还同时宴请了一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宴会期间，东海舰队合唱团演出，周总理让他们演唱《长征组歌》，指挥很年轻，唱到中间，周总理突然叫停，问道：为什么不唱“过雪山草地”这首，这一段是肖华同志亲笔写的，你们为什么不唱？年轻的指挥涨红了脸，轻声说：我们不会。周总理说：我来指挥，你们唱。他过去拿起指挥棒，并放大嗓门唱起来，演员也跟着唱了起来，他们其实知道歌词。我过去不知道周总理会唱歌，而且唱得挺好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已经靠边了，正在等待“特殊任务”。年底被捕时，在我的逮捕令上，有13位中央领导的签字，其中包括周总理，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他。有个红卫兵领袖后来给我写过信，说周总理找过他们几个头头，想帮助我，怎样能够不被抓，但没有想出办法。1973年三八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了庆祝茶会，周总理到场讲话，对“文革”以来一些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受到的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表示道歉。当时只有我还被关在牢里，周总理提到我，说李敦白的情况不同，他参与了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人道这是周总理对我的否定和抛弃，我却看作是对我的保护，要知道，当时对我的指控是“美国特务”，比“参与坏分子破坏活动”严重多了。
1957年前后孙维世排演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青年剧院上演。我们进去时，看到后面空着四五个座位，心想不知哪位首长要来。灯光暗下来、戏开演后，周总理带着几个随行人员进来了。这时候，不知怎么回事，那几个空座中间正好我背后的位置坐了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周总理的警卫员快步跑过来，在他耳边轻声讲了几句话，这个人站起身来，而周总理也快步跑上来，按住他的肩膀，一边说“你坐下，你坐下”。一位随行人员劝他：“总理，这是中央的规定，谁也不能违反。”周与他来回辩了几句后，大声说：“好了，你们看戏吧，我回去了，我的工作多得很！”他还生气地说：“我当总理不是为了妨碍老百姓看戏！”说着就往外走。他们拉住了他，结果就坐在那个工人旁边看了戏。
还有一次，“文革”前，我们家老大老二五六岁的时候，我和玉琳带她俩到空军一个礼堂看京剧，忘了是什么戏，周总理坐在我们前排。老二先闹起来，说总理伯伯挡住了她，周总理转过身来，把她抱到膝盖上，这下老大不干了，为什么妹妹可以坐在总理伯伯腿上？周总理再次转过身来，把她也抱过去，坐在另一边膝盖上。她俩一直坐在总理身上直到演出结束。
周总理就是这样，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架子，而且非常有幽默感。美国的名记者白修德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他最后一次来中国时，周总理请他吃饭，其中有一道菜是烤乳猪。他说我是犹太人，不吃猪肉，周恩来说这不是猪肉，是鸭子，白坚持说是猪肉，周总理说：我是中国总理，我说鸭子就是鸭子。他们在重庆就认识，很熟，可以开玩笑，不必拘于外交礼仪。周总理的酒量很好，喝酒时爱开玩笑。周和孙维世都喜欢强迫我喝酒，1946年12月在延安给朱老总做60大寿那次，他们强迫我喝老白干，喝酒我倒没什么事，接着看戏还给斯特朗做翻译，但我不喜欢喝。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次宴会，参加的人都是朋友，周总理举杯祝愿世界和平，他看我拿着橘子水，就说，看来李敦白不赞成世界和平，我只好喝了酒。
1960年斯特朗75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到她的住地台基厂“和大”（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苏交恶后合并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她做寿，周总理、陈毅元帅都去了，也就一桌人。席间，说到“大跃进”期间的一句口号：“人人都是诗人”，周总理就说了，这句话不对，我就不是诗人。我做了一首诗，送给陈老总批评，他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给我退回来了：没法批评，因为你写的根本不是诗。敬酒的时候，他们俩相互闹：一个说，你是老大，总理，你得敬酒；另一个说，你是元帅，我不是元帅，得你敬酒。相互关系非常亲密。
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严肃。还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开会，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到周副主席跟前，跟他说了些奉承的话，周马上严肃地责问：“你为什么这样捧我，是不是想从我这里讨什么好处？”严肃地保护自己不被人拉拢。有一次，周和我还有另外一两个翻译一起谈对斯特朗怎么照顾的问题，我说了一句“这个老太婆惊慌失措”，他马上批评我，说对我们的老朋友不能用这样的措辞，真是一丝不苟。
周恩来的认真严肃与他的亲切可爱浑然天成，结合得天衣无缝，这样的人真不多见。
（摘自李敦白口述，徐秀丽编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
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版。本文有删减）
（来源：《百年潮》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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